隨着城市化進程加速，社區糾紛如鄰里矛盾、家庭爭議和小額商業爭端日益頻繁，這些衝突若未能妥善處理，不僅損害人際關係，還會帶來高昂的社會成本，例如司法資源浪費、社區分裂和公共安全隱患。

社區調解作為一種非訴訟的糾紛解決方式，通過中立第三方協助當事人達成共識，能有效降低這些成本，同時促進社會和諧與凝聚力。新加坡的社區調解模式以其高效和包容性成為全球典範。本文將探討社區調解的社會意義，特別是其在降低社會成本方面的作用，並以新加坡為例，分析其成功經驗及對香港的啟示。

社區調解的核心價值在於降低社會成本並促進和諧。訴訟通常耗費大量時間和金錢，當事人須承擔高昂的律師費和法庭費用，而冗長的司法程序可能加劇對立，破壞社區關係。根據香港終審法院的數據，處理一宗簡單民事案件平均耗時數月至數年，期間當事人的經濟和心理負擔持續增加。反觀調解，通過快速、低成本的對話方式，當事人可在數小時內達成和解，大幅節省司法資源和個人開支。同時，調解強調修復關係而非對抗，特別在多元文化社會中，能跨越種族和文化差異，促進包容，減少因誤解導致的社會緊張。調解對減輕司法系統壓力和社會成本的貢獻顯著。全球範圍內，法庭案件積壓是普遍問題，例如香港法院在2023年報告顯示，民事案件平均等待時間約為六至十二個月。大量瑣碎糾紛（如噪音或物業爭議）若進入訴訟，會進一步加劇司法負擔，導致更嚴重的案件延誤。社區調解將這些案件轉移至社區層面解決，據估計可為每宗案件節省數千至數萬元的公共司法支出。此外，調解減少了因長期訴訟導致的職場缺勤、心理健康問題等間接社會成本，有助於維持社會穩定。社區調解還通過增強凝聚力降低長期社會成本。未解決的糾紛可能引發報復行為或社區對立，甚至影響公共安全，例如鄰里糾紛若升級，可能導致暴力事件，增加警務和醫療資源的消耗。調解通過對話增進居民理解，提升社區歸屬感，從而預防衝突升級。參與調解的居民在過程中學習理性解決問題，培養公民責任感，這種意識的提升有助於減少未來糾紛的發生，進一步降低社會治理成本。新加坡的社區調解模式展示了如何通過制度化運作有效降低社會成本。1998年成立的社區調解中心（CMC）每年處理約二千宗案件，成功率達70-80%，涵蓋噪音、公共空間爭議等問題。CMC由經過專業培訓的志願調解員運作，提供多語言服務，確保多元文化背景的居民都能參與。

由於篇幅所限，筆者將會下一期專欄再跟大家分享相關的議題。

撰文：梁偉峰

擁有工商管理博士及三個碩士學位，從事資訊科技超過三十年，現為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及課程總監、香港零售科技商會副會長、香港互聯網論壇副會長、亞洲域名爭議解決中心專家名冊成員、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認可綜合調解員、英國特許仲裁學會（東亞分會）委員、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學科專家、香港、新加坡及英國電腦學會資深會員、英國特許市務學會資深會員、國際扶輪3450區中環海濱扶輪社創社社長。 電郵地址：[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