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新加坡司法部數據，CMC的運營成本遠低於法庭審理，每宗案件平均費用僅為訴訟的十分之一，這不僅節省了公共資源，還減輕了當事人的經濟負擔。新加坡的CMIO模式（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及其他種族）融入調解，調解員靈敏應對文化差異，避免誤解加劇衝突，從而減少因族群對立引發的社會成本。

此外，新加坡的成功還得益於政府支持和法律框架，《社區糾紛解決法》為調解提供法律保障，允許頑固性糾紛轉介法庭，但以調解為優先，確保資源高效分配。政府通過教育和媒體推廣調解文化，使居民在糾紛初期選擇調解，減少訴訟意願，從而降低整體社會成本。此外，新加坡結合傳統與現代的調解方式，例如以長者角色介入，利用亞洲文化中的尊重傳統促進和解，同時遵循標準化程序，確保公平透明，這種模式提高了調解的接受度，進一步節省了社會資源。

香港近年積極推動社區調解，例如2024年《施政報告》提出的社區調解先導計劃。筆者認為過渡性房屋項目為社區調解的發展提供了獨特機遇。自2018年起，香港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推出過渡性房屋，例如紅磡「善匯」等項目，至2024年已入住一周年。這些社區居住密度高、居民背景多元，易因生活習慣差異引發糾紛，例如共用設施使用或噪音問題。據了解，過渡性房屋管理單位如已開始試行調解機制，例如善導會已經建立了一種三層基制名為「善解員」的調解計劃，在某些項目中培訓居民擔任調解員，協助解決邨內小型糾紛。調解不僅化解矛盾，還促進新舊居民融合，降低因衝突導致的警務或社會服務成本。通過在過渡性房屋推廣調解，香港可建立以社區為本的糾紛解決模式，增強社會凝聚力。

香港可借鑑新加坡經驗，結合過渡性房屋的本地實踐，推動社區調解發展。建議包括：建立專業化調解中心，配備多語言調解員，應對多元人口需求；制定專門法規，為調解提供法律保障；加大資金投入，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推廣調解文化，尤其在過渡性房屋社區開展培訓和宣傳；為調解員提供文化敏感性培訓，處理跨族群糾紛。這些措施可降低司法和社會成本，同時提升過渡性房屋社區的和諧度。

總結而言，社區調解通過快速、低成本的糾紛解決方式，顯著降低司法資源消耗、人際關係破裂和公共安全隱患等社會成本。新加坡的成功經驗顯示，制度化運作、多元文化策略和政府支持是關鍵。香港及其他地區可借鑑這些做法，結合本地實際，推動社區調解的發展，從而構建更和諧、成本效益更高的社會。

撰文：梁偉峰

擁有工商管理博士及三個碩士學位，從事資訊科技超過三十年，現為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及課程總監、香港零售科技商會副會長、香港互聯網論壇副會長、亞洲域名爭議解決中心專家名冊成員、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認可綜合調解員、英國特許仲裁學會（東亞分會）委員、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學科專家、香港、新加坡及英國電腦學會資深會員、英國特許市務學會資深會員、國際扶輪3450區中環海濱扶輪社創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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